第579章 巴黎的葬礼与密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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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近卫军将士们扶着拿破仑三世的灵柩缓缓走过里沃利大街的时候，整个巴黎仿佛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沉默。
灵柩安放在一辆六匹黑马牵引的炮架灵车之上，紫色天鹅绒覆盖着棺木，金色的帝国鹰徽在深秋的日光下泛着暗淡的光泽。
灵车两侧，近卫军第一掷弹兵旅旅长洛泰尔·德·沃塞勒子爵准将亲自率领的掷弹兵们以整齐划一的步伐缓缓前行，刺刀尖上系着黑色的绸带，军靴踏在奥斯曼男爵铺就的崭新路面上，发出沉闷而有节律的回响。
灵车之后，帝国近卫骑兵团团长加斯帕尔·德·塞里尼昂上校骑着一匹高大的栗色战马，率领三百名胸甲骑兵成纵队跟进——胸甲擦得雪亮，黑色的马尾盔缨在微风中轻轻摆动，每一匹战马都经过精心挑选，毛色一致，步伐一致，仿佛一架庞大而精密的战争机器在无声地运转。
队伍的最前方，近卫军司令奥古斯特·杜克罗将军骑在一匹纯黑的安达卢西亚马上，腰佩军刀，胸前挂满了勋章，脸色铁青，目光直视前方，不曾向任何方向偏移哪怕一寸。他身后是陆军大臣安托万·尚齐元帅的马车——元帅本人端坐在车厢内，面容肃穆，一只手搁在膝盖上，另一只手轻轻按着车窗的边框，目光透过玻璃扫过街道两旁密密麻麻的人群。
无数的巴黎市民站满了里沃利大街的两侧人行道。绅士们纷纷摘下自己的礼帽，垂手肃立；淑女们低垂着面纱覆盖的头颅，有些人用手帕掩住了嘴唇。
一些上了年纪的退伍老兵颤巍巍地挺直腰板，以早已生疏的军礼向灵车致意——他们之中有些人跟随这位皇帝经历过克里米亚的严寒，有些人在意大利的烈日下为他冲过锋，还有些人在与普鲁士的战斗中领着军功屹立在此，还有的带着残缺的肢体和永远无法痊愈的记忆。几个孩子被父母抱在肩头，睁着懵懂的大眼睛望着那口缓缓移动的棺木，不明白为什么周围所有的大人都不说话了。
丧钟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开始敲响，一声接一声地在塞纳河上空回荡。紧接着，圣叙尔皮斯教堂、圣日耳曼德佩教堂、荣军院的圆顶教堂……全巴黎的钟声依次响起来，一层一层地叠加，沉重得像是整座城市都在呻吟。军鼓以极慢的节拍敲打着，咚——咚——咚——，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人的胸腔上。
这是一个帝国在为它的主人送行。
但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并非所有人都在哀悼。
...
灵车经过里沃利大街与塞巴斯托波尔大道路口的时候，北侧一栋公寓楼二层的窗帘只拉开了一条缝。几位穿着体面的绅士站在窗后往下看，从街上看不见他们的脸。
胡桃木长桌上摊着几份报纸，头版都是同一条消息。墙角书架上从孟德斯鸠摆到一些最新的实时消息。
“哼，死有余辜。”
《巴黎曙光报》主编布罗西耶端着杯1868年的波尔多，靠在窗框上，语气跟评论今天天气差不多。
“上帝还是留了情面，没让他早点死。”旁边的立法院议员瓦莱里安说。三十一岁，灰色双排扣礼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的时候嘴角绷得很紧。
“我倒觉得上帝做得对，让他多享受了几年痛苦。”靠墙的皮扶手椅里，六十七岁的老议员蒙塞居尔发出一声低笑。这位老先生1848年在街垒后面打了几发子弹，拿破仑三世政变那年坐了三年牢。
“上帝保佑法兰西。”另一位议员多利亚克双手抱在胸前，“这位暴君的死会给法兰西带来新生。”
门外响起三长两短的敲门声。多利亚克去开了门。
进来的人四十岁出头，敦实身材，一部浓密的深色胡须，左眼上方一道旧疤。深蓝色大衣上还带着旅途的灰，围巾都没来得及解。
几个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
“甘必大先生，您回来了。”蒙塞居尔先开口，“布鲁塞尔还好吗？”
甘必大是七天前从布鲁塞尔动身的，英国人给他弄了一套比利时商人的证件，他手下的人提前在边境和北站各安排了一个接应点。近卫军戒严归戒严，查的是巴黎城里的人，对外省进来的旅客还收紧。
莱昂·甘必大。帝国秘密警察的档案里，这个名字被红墨水划了三道线。1873年共和派起义被镇压之后，他上了第一批通缉名单，所有逃亡路线几乎都被封死。但英国人和奥地利军事情报局在暗中做了一笔交易——英国人出伪造证件和海路，奥地利人在边境上“碰巧”撤走了一个哨卡。甘必大从威尼斯上了一条渔船，消失在亚得里亚海的雾里。之后辗转伦敦、日内瓦，最后在布鲁塞尔落了脚，一待就是5年。
英国人想在法国扶一个亲英的政府，奥地利人则需要在法兰西内部埋一颗随时能引爆的钉子。甘必大心里清楚，但他没得选。
现在皇帝死了，他回来了。
甘必大解了围巾，往皮沙发上一坐，沙发闷响了一声。多利亚克给他倒了杯酒推过去，他没碰。
“布鲁塞尔是个好地方，”他揉着太阳穴说，“大广场很漂亮，圣于贝尔长廊的咖啡和巧克力是全欧洲最好的。比利时人温和，日子过得安稳。适合养老。”
他停了一下。
“但比不上巴黎。我从北站出来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奥斯曼那套改造确实厉害，大道笔直，楼房整齐，干干净净的。不管怎么说，这位篡权者在这件事上没干砸。”
“嗯。”几个人点了点头。
蒙塞居尔把手里一直没点的雪茄终于点上了，吸了一口，吐出烟来，才慢慢开口：
“但是啊，先生们。奥斯曼男爵改完巴黎之后，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
他用夹着雪茄的手指朝窗外点了点。
“你们看外头那些大道。四十米宽，直得跟尺子比出来的一样。骑兵可以在上面放开了冲，炮兵在街尽头架一门炮就能把整条街扫干净。五年前弟兄们在贝尔维尔和梅尼蒙丹的老街区筑了街垒，撑了不到五天。掷弹兵沿着大道直接推过来，炮轰完骑兵包抄，步兵逐屋清剿。三千多人死在街上，剩下的不是被抓就是被流放。”
老人弹了弹烟灰。
“在奥斯曼的巴黎搞街垒战，等于送死。”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这确实是个问题。”
说话的人一直坐在房间角落里没吭声。五十五岁上下，面庞被南方太阳晒得发黑，穿一件料子不错但样式过时的棕色西装——一看就是外省来的有钱人。他叫巴蒂斯特·卡斯泰朗，以前是法国南部数得上号的粮食商人。说“以前”是因为1873年起义之后，帝国追查资金链的时候查出他通过空壳公司给波旁派输过大笔银子。拿破仑三世查封了他在马赛和图卢兹的仓库商行，冻了他大半的资产，一夜之间从南方首富变成了半个穷光蛋。
不过拿破仑三世到底没有赶尽杀绝——没有像弗朗茨·约瑟夫那样把人连家族一起清理掉。人还在，自由还在，几年下来靠着残存的产业慢慢又恢复了一些元气。当然，恨也跟着一起长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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