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树敌于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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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吕大防遭此重责，早前被调任陈州担任知州的范纯仁再又激动了起来，他不顾一众亲友的劝阻执意要上疏为吕大防仗义执言。

范纯仁在奏疏里说道：“大防等人即便确有过失也不至如此重责，还请陛下以唐朝时期牛僧孺和李德裕的党争之祸为戒，切勿让此悲剧在宋朝身上重演，况且吕大防年事已高实在不便久居炎荒之地。想当年，章惇和吕惠卿虽遭贬黜却也未遭此等重贬，想必陛下也不想看到蔡确的悲剧再次上演，所以臣斗胆恳请陛下收回成命特赦吕大防无罪。”

吕大防等人这时候已经被朝廷定性为永不复用的超重量级政治犯，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在这里也就无需多言了。各位想象一下：如果四十多年前有人敢站出来为那些“反革命分子”说好话，这人最后会是什么下场？范纯仁的下场就是被罢去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并从陈州被赶到了湖北随州去担任知州。

章惇这样做也算是很贴心了（吕大防所处的安州和随州同处荆湖北路），而且也算是对范纯仁很仁慈了（毕竟还是一个知州大人），哪里像吕大防这样已经成了一个形同被软禁的囚犯。

再一次地痛扁了吕大防并把范纯仁也给收拾了一遍后，章惇在朝中的声望可谓是达到了极盛，可他身后招来的那些异样的眼光也是越来越多。被章惇揍得鼻青脸肿的保守派就不用说了，关键是变法派内部尤其是高层当中也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

李清臣、曾布、韩忠彦、许将，这些人无一不对章惇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的那些极端行为心生愤懑。保守派执政时的旧账确实应该清算，可问题在于这些人都觉得章惇行事太过偏激，其凶狠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当年的司马光，章惇更是不该独断专行视他们这些同僚如无物。此外，在元丰年间与章惇过从甚密的门下侍郎安焘也对章惇的种种言行越发不满，在他看来如今的这个章惇与从前完全判若两人。

安焘在资历上要比章惇更深，而且他在神宗朝也比章惇先期成为两府大臣，有鉴于此，章惇一直都很敬重安焘。可是，当安焘这次回京之后他们两人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章惇现在是首相且是独相，为了让章惇可以尽情地发挥，哲宗一直把尚书右仆射的次相位置给空着，安焘虽然是贵为第一副宰相的门下侍郎，可他终究还是章惇的下属。与李清臣和曾布等人不同，安焘并无多少想当宰相的野心，他也没有嫉妒章惇如今的声望和权势，他和章惇的矛盾在于：章惇认为安焘总是端着老大哥的架子在教他做事，而安焘则认为章惇太过专权和揽权，别说是三省和枢密院的同僚，章惇在这方面甚至都没把哲宗太当回事。

在大规模贬黜保守派官员的这一时期，有很多官员的贬官令都不是出自哲宗的诏令，而是出自章惇的相令（白帖）。也就是说，哲宗同意对这些官员进行贬黜，但具体怎么贬以及被贬到哪个地方去任职最终都是章惇说了算。长此以往，章惇往往不通过奏请就直接以宰相的身份下令对某人进行贬官或外放。为此，安焘数次与章惇在公开场合发生过激辩，安焘甚至当着哲宗的面把这事给抖了出来，哲宗当时虽然并没有因此而责罚章惇，但这可是把章惇给吓了一大跳，他也由此对安焘感到震怒和厌恶。

眼见当今的宰相和第一副宰相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那些善于钻营之人纷纷选择站队，而选章惇的人自然明显超过了安焘。很快，一些弹劾安焘的奏疏就被摆到了哲宗的台案前，更绝的则是同为两府大臣的前御史中丞、现尚书右丞郑雍主动找到章惇并为他洗刷了身上的“冤屈”。

郑雍对章惇说道：“宰相用白帖对罪官进行贬黜并非没有前例可循，当年王安石就经常这么干，神宗皇帝也是允许了的。”

章惇听到这话顿时大喜，如此一来他的所为就算不上是越权，哲宗那里他也可以就此有所交代。郑雍本想以此巴结章惇，可章惇又岂是那种不明正邪的糊涂蛋，而且也正因为这事让他更加认定郑雍此人不可久居朝廷。一来郑雍本就属于旧党，他能够直到现在还留在朝中继续为官已经是祖上积德了，二来郑雍选择在这个时候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向章惇示好摆明了就是在搞政治投机，章惇担心自己迟早会被这种人给卖了。于是乎，郑雍的悲剧就此酿成，章惇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将其罢为资政殿学士出知陈州。

收拾了郑雍之后，下一个倒霉的就是安焘。以哲宗此时对章惇的倚重和信任，他对章惇的奏请几乎是无所不允，哪怕是章惇提出要罢免贵为门下侍郎的安焘。当然，章惇要罢免安焘绝不是张嘴就能办成的事，但收集安焘的“罪证”自然有人争着抢着去办。偏巧的是，安焘正好就有一个把柄被人给揪着了。

这年九月，哲宗出宫举行祭天大典，安焘则是此次出行的仪仗使，可在半路上突然窜出一骑横穿整个仪仗队伍。这件事其性质可谓是相当严重乃至是恶劣，虽然此人并非是意欲行刺，可作为仪仗使的安焘显然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出了这事之后，章惇又在哲宗面前指控安焘为官“表里不一”并请求对其予以黜落，安焘随后便被罢知河南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