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筹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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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庆的对比分析要客观，既要看到共同点，比如都是老工业基地，都是区域中心城市，都有港口（重庆是内河港），更要突出我们的独特性。

比如我们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出海口，是面向东北亚的窗口，是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

这些是我们的独特优势，也是国家战略需要考虑的。”

“对可能带来的权限变化，要研究透。哪些是我们可以直接接手的？哪些是需要与中央部委对接的？哪些又是需要与省里协商划分的？

财政体制是核心中的核心，基数怎么核定，增量如何分成，要拿出几个备选方案，利弊分析清楚。”

“困难更要估计足。省里可能的反应要预判，其他兄弟城市（比如沈阳、青岛）会不会有想法？

中央部委在增加直接管理单位时，会考虑哪些管理成本和风险？我们的干部队伍、管理能力能否跟上权限扩大的要求？

这些都要在报告里有充分的体现，不能只讲好处，不讲挑战。一份只唱赞歌的报告，是没有分量的。”

魏长海一一记下，深感林安思路之缜密，眼光之长远。

这不仅仅是争取一个“名分”，更是为大连未来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一场深度的沙盘推演和压力测试。

就在小组紧锣密鼓进行研究的同时，林安也开始了更高层面的、谨慎而必要的外围沟通与铺垫。

并且利用赴省里开会、汇报工作的机会，在非正式场合，以探讨工作、请教问题的姿态，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以及省计委、省财政厅等关键部门的负责人，进行着看似随意、实则意味深长的交流。

林安交谈中会提起大连港口建设对全省乃至东北腹地经济的拉动作用，聊起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市级财政在建设重大基础设施时的捉襟见肘。

也会“顺便”提到重庆计划单列后，在项目、资金、政策上可能获得的灵活性，言语中不无羡慕，但更多是探讨这种模式对类似大连这样的港口工业城市发展的借鉴意义。

他从不直接提“大连也要计划单列”，但每一次交流，都在潜移默化地强化一个印象：大连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现有的体制机制在某些方面，可能开始构成制约；中央既然在重庆开了口子，是否意味着对类似城市特殊作用的认可和新的政策思路？

这些沟通是艺术性的，需要把握分寸，既不能显得急功近利，又要传递出清晰的信号。

省委书记郭峰在听取林安关于大连一季度经济形势汇报后，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林安啊，重庆那边动静不小，你们大连的干部，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林安神色平静，回答得滴水不漏：“郭书记，重庆是西南重镇，中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有利于其更好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我们坚决拥护。

这段时间，我们市委也要求全市干部认真学习中央精神，特别是学习重庆敢闯敢试、争取政策的劲头，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股劲头用到扎扎实实做好大连自已的工作上来。

我们相信，只要大连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对全省、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该有的支持，中央和省里自然会考虑的。

目前，我们还是聚焦于把手头的项目抓好，把今年的指标完成好。”

郭峰听罢，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拍了拍林安的肩膀：“有这个认识就好。大连的工作，省委是肯定的。你们继续大胆干，有困难及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