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 门把手血痕惊魂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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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那天，我买好了返乡的车票。

手机屏幕上的电子票显示：K1374次列车，硬座，11车厢，靠窗。这趟车要从广州一路向北，横跨三个省，十六个小时，终点站是离我老家最近的那个地级市。每年都这么折腾，但过年嘛，总得回去。

我在地铁上刷着朋友圈，满屏都是年味——晒年货的、晒返乡车票的、晒单位发的春联福袋的。同事小刘在底下评论我：“哟，今年舍得回家了啊？前年大前年不都说忙不回去吗？”我没回他。前两年不回去的理由确实不全是忙，主要是觉得回家没意思。爸妈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我都能背下来了——“隔壁王婶家的儿子今年带女朋友回来了”“你张叔说他闺女在上海买房了”“你表弟都二胎了”……每次听完这些，我都得在出租屋里对着天花板发半小时呆。

但今年不一样。两个月前我妈在电话里的声音有点不对劲，不是以前那种催婚催生的急迫，而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小心翼翼。她问我：“小远，今年过年能回来不？”我说不一定，工作忙。她沉默了几秒，说：“哦，那你忙。”然后就挂了。就这五个字，“那你忙”，但语气里没有任何失望，没有任何情绪，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事。这不对。

我太了解我妈了。她要是真失望，一定会说“行吧行吧你忙吧，我跟你爸两个人过年也挺好”，语气里带着那种刻意的不在意，顺便还要提一下“昨天你王婶又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来让我愧疚。但她什么都没说。那种平静让我心里发毛，就好像她已经不在乎我回不回去了。

当天晚上我就订了票。

腊月二十九，公司最后一天上班。我提前把年终总结交了，跟领导说今年得早点走，领导也没为难我。下午三点，我回到出租屋开始收拾行李。给爸妈的礼物是提前买好的——给我妈的一条羊绒围巾，深红色的，导购说这个色显白；给我爸的两条软中华，本来想买茅台，但坐火车带液体太麻烦。收拾完箱子，我坐在床边抽了根烟，犹豫了一下，给我妈发了条微信：“妈，明天下午到。”等了十分钟，没回。我又发了一条：“大概下午三点半到东站，不用来接，我自己坐大巴回去。”又等了五分钟，还是没回。我直接拨了过去，响了六声，没人接。

奇怪。我妈手机不离手的，以前给她发消息，最多三分钟就回，有时候甚至秒回。我看了眼时间，下午四点，这个点她应该在家准备晚饭。我爸呢？我爸的手机号我存的是“老爸”，但打过去也是无人接听。我连着打了三遍，最后一遍响到自动挂断。

算了，可能出门忘带手机了。

傍晚去楼下超市买路上吃的东西。方便面、火腿肠、卤蛋、花生米、两瓶红牛。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回家过年啊？”我说是啊。她说：“路上注意安全，今年流感厉害。”我说谢谢。她又补了一句：“到了给家里报个平安。”我愣了一下，这句话通常是家里人对出门在外的孩子说的，从一个陌生人嘴里说出来，莫名地让人觉得温暖，又莫名地觉得有点……不吉利。好像她在暗示我可能到不了一样。

我笑了笑，没多想，提着东西回了出租屋。

腊月三十，除夕。

闹钟定的是早上六点，但我五点就醒了。窗外的天还黑着，能听见远处的鞭炮声，零星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鼓。我洗漱完，把最后一点东西塞进背包，检查了身份证和车票，下楼。街上没什么人，路灯还亮着，空气里有股硫磺味。打车到火车站，十五分钟的路，司机全程没说话，收音机里放的是春晚的预热节目，主持人声音很喜庆。我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城市在晨光中慢慢亮起来。

火车站人很多。这是我预料之中的，春运嘛，哪年不是这样。取票、安检、候车，一切都很正常。检票的时候我排在队伍中间，前面是一对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妻，后面是两个学生模样的男孩，一个戴着耳机，一个在打游戏。上车，找到座位，靠窗，放好行李，坐下。对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穿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盘起来，看起来四十多岁，但脸上的皱纹很深。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说话。我旁边是个年轻男人，戴着口罩，一上车就闭眼睡觉。

火车准点出发。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农田。农历腊月三十，田野里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偶尔能看到几个塑料大棚，白茫茫一片。我戴上耳机，随便放了张歌单，靠着窗开始想事情。

想什么呢？想我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想起她，我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感受。她今年五十六，退休前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买菜、做饭、跳广场舞、跟邻居聊天。我爸比她大两岁，还在镇上的水泥厂上班，说是管仓库的，其实也就是个看大门的。他们这辈子没出过省，最远去过一次北京，还是因为送我上大学。我考上大学那年他们高兴坏了，在镇上请了好几桌，我舅喝多了抱着我爸哭，说“姐夫你可算熬出头了”。当时我也觉得我熬出头了，考上大学、离开小镇、去大城市，以后就能出人头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但毕业六年了，我在广州换了三份工作，从月薪四千熬到现在一万二，租的房子从城中村换到了小区里的隔断间，存款够在老家付个首付，但在广州连个厕所都买不起。每次回家，亲戚们问我在广州做什么，我说做文案策划，他们问那是干啥的，我说就是写东西的，他们就露出一副“哦就是坐办公室打打字”的表情，然后说“那也挺好的”。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每次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你王婶家儿子在做跨境电商，一年赚好几十万”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好了。

算了，不想这些。

火车快到中午的时候，对面的中年女人从包里拿出一个饭盒，打开，是满满一盒饺子。她递到我面前，说：“小伙子，吃饺子不？自己包的，猪肉白菜馅。”我愣了一下，说不用了阿姨，我自己带了吃的。她说：“大过年的，在火车上也得吃顿饺子啊，不然哪叫过年？”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就拿了一个，咬了一口。味道很熟悉，跟我妈包的饺子很像。我说：“阿姨您这饺子包得真好，跟我妈包的一个味儿。”她笑了，说：“那你妈手艺肯定不错。”我说：“是啊，我妈做饭一直好吃。”她又问：“你家哪儿的？”我说：“石门县的，一个小县城。”她说：“哦，石门，我知道，那边产橘子。”我说：“对，石门柑橘，还挺有名的。”她点点头，说：“你妈肯定在家等着你回去吃年夜饭呢。”我说：“是啊，估计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她笑了笑，没再说话，把饭盒盖好，收进了包里。

我看了看手机，上午十一点，信号还有两格。又给我妈发了条消息：“妈，上火车了，下午三点半到东站。”这次消息发出去了，显示“已读”。已读。我妈看了。但她没回。

我盯着屏幕上那两个字，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又冒了上来。已读不回，这对我妈来说太反常了。我正想打电话，火车进了隧道，信号断了。

算了，到了再说。

下午三点二十八分，火车晚点了几分钟，终于到了地级市的东站。我拎着箱子下车，随着人流往出站口走。站台上到处都是人，扛着大包小包的、牵着孩子的、打着电话的，嘈杂的声音混在一起，很热闹。广播里在放恭喜发财，音乐声很大，盖住了大部分说话声。我走到出站口，掏出手机看时间，顺便看了一眼微信。我妈还是没回消息。我爸也没回。

我站在出站口想了想，决定先不坐大巴了，直接打个车回去，一百多块钱，省得等。我打开打车软件，叫了一辆车，显示三分钟到。等车的时候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响了四声，接了。

“妈？”我说。电话那头有声音，但没人说话。能听见一些背景音，好像有人在说话，但听不清楚。“妈？你听得见吗？我到了，在东站。”还是没人说话。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一眼屏幕，通话时长七秒，还在跳，信号满格。我又把手机贴回耳朵：“喂？喂喂？”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很轻，很模糊，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叫我的名字。不是我妈的声音，听起来更像是个男人的声音，而且不止一个，是好几个声音混在一起，重叠着，嗡嗡的，像是某种我不熟悉的方言。我正要仔细听，电话断了。

通话时长停在十九秒。

我愣在原地，手机还举在耳边。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按了两下喇叭，司机探出头来说：“帅哥，打车不？”我回过神来，说：“不用了，叫了车了。”司机骂了句什么，开走了。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犹豫着要不要再打过去。就在这时，叫的车到了，一辆白色的轩逸，司机帮我开了后备箱，我把箱子放进去，上了车，报了家里的地址。

“石门县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寸头，穿着一件黑色的棉夹克。“对，水井巷那边，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司机说，“跑过几次。”他发动了车，又补了一句：“你家里人没来接你啊？”我说：“没有，他们可能在家忙呢。”司机没再说话，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的也是春晚前的节目，一个男主持人在说“马上就要过年了，此时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呢”，语气很煽情。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电话。那些模糊的、重叠的声音，那些不像任何一种方言的说话声，还有那个在很远的地方叫我名字的声音。是信号不好？还是我妈不小心按到了接听，然后把手机放一边了？有可能。我妈用智能手机本来就不太利索，经常误操作。

我这么想着，觉得合理了一些，就睁开眼看向窗外。车已经开上了国道，两边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透过车窗照进来，一明一暗的。路上的车不多，偶尔有几辆小车超过我们，尾灯拉出两道红色的光。远处的天空已经暗下来了，能看见一些零星的烟花，砰砰的，很小，很远。

我看着窗外发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帅哥，帅哥？”我被司机叫醒，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车已经停了。“到了，是这儿吧？”司机说。我看了看窗外，是我家那条巷子。水井巷，一条窄窄的巷子，两边是老式的居民楼，灰扑扑的墙面，装了那种老式的防盗网。巷口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地上有一层薄薄的雪。我往巷子里看了一眼，里面黑漆漆的，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亮着灯，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光。我有点奇怪，按说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应该都亮着灯才对，怎么这么暗？

我付了钱，下车，从后备箱拿出箱子。司机跟我说了句“过年好”，我回了句“过年好”，他就开车走了。我站在巷口，拉着箱子，往里看了一眼。巷子不长，也就两百多米，我家在最里面，是一栋六层楼的老房子，我们家在三楼。楼道口有个感应灯，以前是一有人经过就会亮，但这次我往里走了几步，灯没亮。我跺了跺脚，还是没亮。坏了？我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照着路往里走。巷子里的路不太平，有积雪，也有冰，走起来咯吱咯吱的。经过一楼那户人家的时候，我往里看了一眼，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但能听见里面的声音。电视声，很大，像是在放春晚的倒计时，还有说话声，嘻嘻哈哈的，很正常。

我走到我家那栋楼，单元门是那种老式的铁门，关着，但没有锁。我推门进去，楼道里一股潮气混着消毒水的味道，熏得我皱了皱眉。这味道不对。以前楼道里是那种老房子特有的霉味，偶尔还夹杂着隔壁陈奶奶家炖肉的香味，但从没有过消毒水的味道。我上了三楼，站在家门口。门口贴着一副春联，红色的纸，金色的字，上联是“喜居宝地千年旺”，下联是“福照家门万事兴”，横批是“五福临门”。春联很新，应该是最近贴的。春联

我深吸了一口气，伸出手，握住了门把手。

就在我握住门把手的那一瞬间，一种奇怪的感觉从指尖传遍了全身。是触感。门把手上的绒布套是湿的。不是潮，是湿的，像被人用水浸透了，冰凉的液体从绒布套里渗出来，沾了我一手。我下意识地缩回手，低头看，手心上沾了一些暗红色的痕迹。我以为是绒布褪色，凑近了闻了闻。一股腥味，浓烈的、粘稠的腥味，混着铁锈一样的气息，直冲鼻腔。

那不是褪色。那是血。

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楼道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用力。我盯着自己手心那些暗红色的痕迹，脑子转不过弯来。怎么回事？门把手上有血？谁的血？我抬起头，重新看向那扇门。春联还是那副春联，金色的字在手机手电筒的光线下反着光。门还是那扇门，深绿色的铁皮门，漆面已经有些斑驳了。一切都跟记忆中一模一样，除了门把手上那个湿透了的红色绒布套。

我掏出纸巾擦了擦手，擦了大概有半分钟，直到手心再也看不到红色。然后我重新走到门前，这次我没有直接握门把手，而是用两根手指捏着那个绒布套的边缘，把它提了起来。绒布套吸干净的血迹，沿着门把手的弧度往下淌，在门上拉出了几道暗红色的痕迹。我把绒布套扔在地上，伸手握住了门把手，凉的，金属特有的凉。我转动门把手，往下一压，门开了。

门没锁。

门开的那一瞬间，一阵冷风从屋里吹出来，裹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气味。不是消毒水，也不是霉味，而是更复杂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很久，又像是某种药材，苦涩的，带着土腥气。屋子里的灯没开，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我站在门口，一只手拉着门把手，一只手举着手机，手电筒的光照进屋里，照到了玄关，照到了鞋柜，照到了墙上挂着的那个老式的挂钟。

挂钟上显示的时间是十一点四十五分。

我犹豫了一下，喊了一声：“妈？爸？我回来了。”

没人应。

我又喊了一声：“妈？爸？”

还是没人应。

我走进屋里，把箱子放在玄关，顺手按了一下门口的灯开关。没反应。灯没亮。停电了？我又按了一下，还是没反应。我举着手机往里走，穿过玄关，走进客厅。客厅里的家具都在，沙发、茶几、电视柜，一样不少，但所有的东西上都蒙着一层灰，像很久没人住过了一样。茶几上放着几个杯子，杯子里还有水，水面上漂着一层灰。电视柜上摆着那个老式的相框，里面是我大学毕业时候的全家福，我爸我妈站在我两边，都笑得很开心。照片很干净，像是有人擦过。

我又叫了一声：“妈？你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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