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九十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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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厨房的门终于开了。胖子端着一个大盘子走出来，里面是满满一盘红烧肉。肉块切得大小均匀，每一块都裹着浓稠的酱汁，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肥肉的部分被炖得几乎透明，瘦肉的部分呈深红色，肉皮的部分微微卷起，像一朵朵小花。盘子的底部是一层浓稠的汤汁，油亮亮的，冒着热气，香味浓得像是有了形状，从盘子里升起来，弥漫在整个院子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胃里咕噜叫了一声。
“来来来，上菜上菜，”胖子把盘子放在石桌中间，又转身回厨房，端出了第二道菜——清蒸鱼。鱼是村口鱼塘里养的草鱼，大概两斤多重，现捞现杀，鱼身上划了几刀，塞了姜片和葱段，蒸了十五分钟，出锅的时候淋了热油和蒸鱼豉油。鱼肉雪白，鱼皮泛着油光，葱丝和姜丝在鱼身上铺了一层，被热油一浇，香气扑鼻。
然后是油焖笋。用的是昨天在集市上买的春笋——不对，是冬笋？我到现在也分不太清，但不管是什么笋，胖子做出来的味道都是一流的。笋切成滚刀块，用油煸到表面微焦，加酱油、糖、料酒，小火焖了二十分钟，出锅的时候笋块呈金褐色，表面裹着一层亮晶晶的酱汁，咬一口外韧内脆，咸甜适中，笋本身的清甜和酱汁的咸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然后是香菇菜心。香菇是干货泡发的，菜心是自家菜地里种的上海青，香菇的浓香和菜心的清甜搭配在一起，是一道看起来简单但做好了很不容易的菜。胖子做得好，菜心焯水的时间刚好，颜色翠绿，口感脆嫩，香菇煸得透，吸饱了汤汁，咬一口满嘴都是汁水。
最后是酸辣汤。汤是胖子在炒菜间隙抽空做的，用的是鸡汤做底，加了木耳丝、豆腐丝、胡萝卜丝、笋丝，用醋和白胡椒粉调味，勾了薄芡，出锅前淋了蛋花，撒了葱花。汤的颜色是淡褐色的，里面飘着各种颜色的丝，看起来就很丰富。酸味和辣味平衡得很好，不会太酸也不会太辣，喝一口胃口就开了。
五菜一汤，把石桌摆得满满当当的。胖子又端出了一碗米饭——是给二叔的，其他人要等二叔动了筷子才能去盛。他把饭碗放在二叔面前，恭敬地说：“二叔，您请。”
二叔拿起筷子，看了桌上的菜一圈，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我们三个都看着他，等他评价。他嚼了很久，咽下去，说了一个字：“好。”
胖子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那个笑容大得像是中了彩票。他说：“二叔说好，那这菜就算过关了。来来来，都吃都吃，别愣着了。”
我们这才开始盛饭。小哥给我盛了一碗，递给我的时候米饭压得很实，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一碗，是那种知道你饭量、知道你喜欢吃多少的一碗。我接过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油焖笋，放进嘴里，笋的味道在舌尖上炸开，好吃得我差点叹气。
吃饭的时候，胖子一直在说话。他跟二叔讲我们昨天在猜灯谜摊子上怎么“大杀四方”的，讲小哥猜谜的方式多厉害——“看一眼就知道答案，跟开了挂似的”——讲他自己猜对了多少个、赢了多少钱的鸡蛋、那些鸡蛋分给了谁。他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二叔听着，偶尔点一下头，偶尔“嗯”一声，没有太多回应，但也没有打断。
我一边吃饭一边听胖子说话，偶尔插一句嘴，纠正他夸大其词的地方。比如他说“小哥猜对了五十多个”，我说“哪有五十多个，灯笼一共才二十多个”。他说“那就是二十多个”，我说“大概十五六个”。他说“十五六个也不少了，换你你能猜对那么多吗”，我说“我也猜对了十个”。他说“十个跟十五六个差了一半”，我说“十个跟十五六个差了一半？十五减十等于五，哪里来的一半”。他说“你不要跟我抠字眼”。
二叔听着我们拌嘴，嘴角的那个弧度又出现了。不是笑，但比笑更让人心里舒服。
小哥从头到尾没说话，就是安安静静地吃饭，安安静静地夹菜，安安静静地喝汤。但他每隔一会儿就会往我碗里夹一筷子菜，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一块红烧肉里的瘦肉部分，一片油焖笋里最嫩的那块，一筷子香菇菜心里的香菇。他的动作很自然，自然到如果不注意根本不会发现，但如果你注意了，就会发现他夹的每一筷子都不是随便的。
我把那些菜都吃了，没有说“谢谢”，也没有看他。有些话不用说，说了反而奇怪。
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桌上的菜被我们扫荡得差不多了。红烧肉的盘子空了，只剩下一层油亮的酱汁；油焖笋的盘子也空了，连汤底都被我拿来拌了饭；酸辣汤的碗见了底，只剩下碗底几根木耳丝；香菇菜心还剩下一点点，胖子说他收尾，然后就端起来三口两口吃完了。
二叔放下了筷子，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嘴。他今天吃得比昨天还多——昨天每样菜尝了一点，今天每样菜都吃了不少，红烧肉吃了四五块，鱼吃了小半条，笋吃了好几块，连汤都喝了一碗多。这对二叔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饭量了，平时他在杭州吃饭，每顿就是一小碗米饭配两三个菜，从不多吃。
胖子也注意到了，他看了二叔一眼，没说什么，但那个眼神里有那么一点——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一种“二叔今天胃口不错”的欣慰。
吃完饭之后，胖子开始收拾碗筷。我帮忙把盘子端进厨房，小哥在院子里擦桌子。二叔还坐在藤椅上，没有动，目光落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端完盘子从厨房出来，看了看时间，快一点了。二叔是下午三点多的高铁，从雨村到高铁站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也就是说两点左右就得出发。还有一个小时。
我走到二叔旁边，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这次坐的是石凳，不是小板凳，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坐得正式一点。
“二叔，”我说，“东西都打包好了，待会儿胖子开车送您去高铁站，我坐后面陪您。”
二叔说：“不用送，我自己去就行。”
“不行，”我说，“必须送。”
二叔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那么一点意外，大概是因为我很少用这种不容商量的语气跟他说话。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开了，没再说什么。
我知道他是怕麻烦我们，但这不是麻烦。送二叔去高铁站，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下午一点四十，胖子把车从巷子里开了出来，停在院门口。他把后备箱打开，把二叔的旅行袋和那两个纸箱放了进去，又把后座收拾了一下，放了一个靠垫，说二叔坐着舒服点。
二叔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他换了一身衣服——深灰色的夹克，黑色的休闲裤，深棕色的皮鞋，跟来的时候穿的那身差不多，但好像换了一件干净的打底衫，领子翻得很整齐。头发也重新梳过了，整整齐齐的，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很显眼。
他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院子。目光从石桌扫到菜地，从菜地扫到柿子树，从柿子树扫到厨房的窗户，最后落在门廊上挂着的那两个红灯笼上。那个目光很慢，像是在把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记一遍。
然后他转过身，走到车旁边，拉开了后座的门，坐了进去。
胖子坐进驾驶座，发动了车。小哥坐在副驾驶，我坐在后座，二叔旁边。
车子缓缓地驶出了巷子，拐上了村后的那条石板路。我从车窗往外看，看到路边的房子一棵一棵地往后退，看到有人在田里干活，看到几个小孩在路边玩耍，看到一条狗趴在门口晒太阳。这些画面在车窗上一闪而过，像是一幅幅快速翻动的画。
车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胖子专注地开着车，小哥看着窗外，二叔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在休息还是在想事情。我坐在二叔旁边，看着他的侧脸，看着他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白的头发，看着他手背上那些淡淡的老年斑，看着他微微抿着的嘴唇。
车子开了大概十分钟，二叔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里听得很清楚。
“你在雨村，照顾好自己。”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二叔会说这句话。在我印象里，二叔从来不会说“照顾好自己”这种话，他最多就是说“多穿点”“别乱跑”这种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照顾好自己”这种笼统的、带着感情色彩的话，不像他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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